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
——何新《新战略论》选读
1986.05.23
第一节
今日中国是世界居第一位的人口大国.
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秦汉时代即已初步确定今日中国的领土基本轮廓,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中国今日的人口数量规模,却远非也是从那时起即已形成.
恰恰相反,在周秦至明清之际2000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曾长期摆动在仅为1000万与6000万之间.
有清一代方进入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代.事实上,直到清代中叶的18世纪以后,中国人口数量才发生前所未有的迅猛攀升,突破了历史中形成的6000万左右的较稳定规模.
18世纪中期即盛清乾隆时代,中国人口数量突然猛增到1亿以上.而在其后至今不过200多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竟暴增了10余倍,从而达到今日的惊人规模.
我近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察中国历史中的人口兴衰历程,观察到某些重要的规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的关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表征.而人口的数量规模又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代人口的最高峰期,往往也是一个朝代的全盛时期．但同时又是这个朝代盛极而衰,发生大变乱的前夜时期.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节奏和脉络,表明其后隐埋着深刻的历史规律.
第二节
我们根据自西周至清代见诸史料的人口及户口统计资料,选择历史年代中人口数值发生重大变迁的25个年代点作为座标,描绘了反映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规模变动趋势的一条周期性上下荡动的曲线.应当指出,这些被选择的年代,凡处在曲线之各个高峰点的,基本都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由治入乱的转折时期.而处在曲线的各个谷底,则是各王朝的开国新兴时期.
曲线之上升,表示人口的增长,曲线的跌宕,表示人口的下降.我们根据自西周至清代见诸史料的人口及户口统计资料,选择历史年代中人口数值发生重大变迁的25个年代点作为座标,描绘了反映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规模变动趋势的一条周期性上下荡动的曲线.应当指出,这些被选择的年代,凡处在曲线之各个高峰点的,基本都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由治入乱的转折时期.而处在曲线的各个谷底,则是各王朝的开国新兴时期.
曲线之上升,表示人口的增长,曲线的跌宕,表示人口的下降.
第三节
史料中的统计资料不完备,个别年代的数值只能作出推测.但基本的规模轮廓是可靠的.从以上的人口数量统计中,可以观察到若干重要的情况,其中存在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1．在清中叶以前,中国人口规模具有一个恒定的高峰值,即5000万～6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
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元、明及清初叶.
2．极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但同时又正是一
个历史行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时期.
例如：西汉平帝的人口高峰时期,是新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
东汉桓帝的人口高峰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
此外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盛清之乾隆时代,于历史中亦皆曾有盛世之表象--而深刻社会危机则正酝酿潜伏于其中.
这些年代,均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以及人口发展的一些高峰点（因而处于人口曲线的各峰顶上）--但恰恰又正是行将发生内外社会大变动的前夜.
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反映着客观规律的存在.从历史看,历史上每当濒临动乱前夜,社会人口必剧增而达到高峰.而每在大战乱时期以后,则人口必得到锐减.
因之,历史上人口数量激增、降落的周期性运动,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人口数字随社会治乱而呈周期摆动,表明历史中人口的数量规模,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治乱的一大重要因素.
3．人口的自然增殖与社会经济发展亦具有密切关系.从历史统计材料看,凡经济的停滞时代也是人口数量规模的停滞时代.而经济的高度增长时期,则也刺激着人口规模的高度增长.
4．对以上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简要解释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一种社会制度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似乎具有一种常量（在清代以前这个常量的极限是6000万人口）.突破了这个规模和常量,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在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可耕田地）,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5．因此,如从这一意义上观察,历史中动乱、变革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即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变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中两个最长的大动乱时期,汉末三国和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前者在100多年间使中国人口消灭了80％,后者在30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30％.
6．在中国各历史时期,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耕地则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以下是若干主要历史时期人均耕地的占有量：西汉68.66亩、东汉13.87亩、西晋约50亩（占田制规定：男70亩女30亩,平均即50亩）、隋 42.25亩、唐 27.00亩、宋 13.83亩、明 11.55亩清 2.37亩.
可以看到,自西晋以下,人均耕地数值基本呈现递减的趋势.但考虑到进入清代以前,中国人口的最大规模始终只是5000万～6000万这样一个恒定值,那么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不断缩小,应反映了中国国土生态环境在历史中呈现恶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导致可耕地的规模扩大,相反,其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口的增速.
在清代,中国人口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人均耕地量则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一事实表明,在清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因而方能够以历史上最少的人均耕地量,支撑一个历史上最宠大,而且仍不断增加着的人口数量规模.
第四节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户只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
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的确是存在的.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政治学家韩非就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在历史上,这一人口规律被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乃是社会不安定和动荡的根源.如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 1倍.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而垦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会不安.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乾隆6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新的升降摆荡,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甚为庞大,以千万人计的变乱中人口消灭律已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
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亿人左右递增到本世纪中叶（1949）的6～7亿人.又经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
顺便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50年以来,世界总人口也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亿人.
第五节
以上对于中国历史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只是历史学的意义.如果本文的讨论无大误的话,那么可以预测：假定未来40～50年内的世界局势,将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新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将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1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将对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带来难以设想的问题和压力.这将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遭遇过的殊为难以想象的情况!
我们在以上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一个社会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同样,地球社会对人口增长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如果本文对以往中国历史中人口增长与社会治乱关系的研究无误的话,那么历史启示我们,并且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到达了人口过度增长的红灯区,未来对于人类将是非常危险的!而就我国来说,我个人认为：
1．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历史经验看,这也意味着社会形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实际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
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2．在规划和预测未来30～50年的社会发展远景时,有必要把上述关于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人口系数与社会安全系数在一定条
件下成反比例的规律考虑进去.
3．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国家有必要更加强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以抑制人口隔代倍增这一自然增长规律的作用.
4．考虑到人口规模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在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时,必须考虑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5．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
经济的根本发展出路在于,必须成为开拓的、外向型的即能够生成日益增强的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经济系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才能真正走上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