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此为标志,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由幼稚阶段进入了成熟阶段,自发性,散漫性渐渐消失,各国相继成立了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亦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伴随着这一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人民报刊思想亦为无产阶级党报观念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党报必须遵循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的纲领,党就没有了政治方向,也就不能指导群众,吸引群众.党的政治纲领是党报进行宣传的最高准则,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及其他一切党的出版物,都必须遵循党的政治纲领,阐明党的立场,贯彻党的策略路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见解.
在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上,恩格斯主张在坚持党的纲领原则的范围内,要保持党报一定程度的“形式上的独立”.他坚决反对党报成为党的机关的“简单传声筒”.在他看来,这是防止党报跟着党的领导机关犯错误,甚至为之推波助澜的最好方法.既然在革命斗争中,由于认识的局限,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为了减少由此造成的损失,“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这就是说,党报不是党的机关的简单工具,而是全党的舆论工具；它不仅应传达党的领导的意图,而且还要反映全党的呼声；它不仅应该坚持党的纲领,而且还应该监督党的领导机关.
自然,这种“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党报摆脱党的领导.既然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应该服从党的机关的正确指导；另方面,党的领导机关对党报领导又应是“道义上的影响”.而不是那种强制性的行政控制.虽然马克恩恩格斯对“道义上的影响”没有作过解释,但是根据恩格斯的其他论述,这种影响不妨理解为思想领导或思想指导,或者是干预党报的编辑方针、确定宣传纲领、批评纠正宣传报道中的错误.这种影响必须以尊重新闻规律为前提,同时还须尊重党报工作者的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必须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因为只有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党报才能生存下去,才能获得力量,才能有朝气；而在当时,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机会主义时常抬头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才能依靠群众及时地纠正党报可能发生的错误,保持其正确的方向.另方面,党报工作实际是一项争取群众壮大党的力量的工作.因此党报宣传应该面向群众,“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解释.”同时还应把宣传的着眼点放到“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
关于宣传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党报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上,应当率直而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而不能含糊其词,即便是承担一定的风险；党报还应该用一种能够激励工人阶级和党员群众斗争勇气的“流利而且坚定”的调子,一种“正确的、有朝气的并且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调子”来向自己的读者讲话；党报还应该坚决地回击敌人的进攻、迫害和打击,这种回击并非一味使用“最厉害的字眼”,而是主要“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这些方法,在当时无产阶级党报的宣传实践中,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新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此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党报理论的直接来源.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的党报观念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便是它与后期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相同又相异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