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治学态度
近代爱国者林则徐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这不但是他爱国政治活动的真实写照,而且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
林则徐自幼即以文才敏捷闻名乡里,他不喜欢空谈性理或专注考据的学风,认为这种学风禁锢了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压抑了人的创造性,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在他担任地方官后,一反传统,不但亲自研究实践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较好地解决了一般人视为畏途的水利、盐政、赈灾、钱漕等问题,而且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扶植了一批有用的人才.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率先突破了长期存在于士大夫中的“夷夏大防”观念,主张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以夷为师”.
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从繁荣先进的顶点跌落下来,同西方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了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大多数官僚士大夫对此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躺在祖宗的荣誉上面沾沾自喜,以为“惟我文明”,西方人只是茹毛饮血的“蛮夷”,拒绝向外国学习.乾隆皇帝对英国赠送的枪炮、机器模型等不屑研究,而是置放于圆明园中作为贡品而炫耀,便是绝好的证明.
林则徐在接触西方事物之前,也未能免于这种昧塞无知的状态.例如,他不知道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以为在美国附近；他认为英国人以肉食为生,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否则无以活命；他甚至以为英国士兵腿足屈伸不便,“一仆不能复起”,中国军队与之近战足以取胜,等等.
但是,当林则徐到达广州,目睹了中外对比的实际情况后,他的看法很快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要想维护独立,绝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因此,他顶住了“背叛祖宗”的诽谤和“认贼作父”,“以夷为师”的指责,开始认真研究和学习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就此做了两件事：
一是组织中国人翻译外国的书报杂志.到广州后,他聘请毕业于印度、马来亚、美国和中国教会学校的华人为译员,译出了有关西方政治、地理、军事、经济、法律的很多资料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有关评论,如《澳门月报》、《四洲志》、《万国公法》、《华事夷言》等等.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前,这些书都是远东介绍西方情况最详尽最权威的资料.
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人求教.林则徐破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以孔孟为师的陈腐说教,亲自向住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医生和因海难而滞留的海员询问西方的情况,请他们帮助修改他所拟的致英王照会文稿,表现出博大的胸怀.
在了解西方情况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林则徐敢于承认落后,但又不甘于落后,而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命题.尽管他当时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仍局限于枪炮机器等方面,没有放弃封建君主专制和三纲五常之体,但毕竟冲破了抱残守缺的封建网罗,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林则徐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绳,决定学问的取舍,勇于修正错误,不拘泥于祖宗、天命和舆论的治学态度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