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封建轮中的观点是什么,另外顾炎武在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观点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
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时候,唐初以来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平息.唐太宗以后几代皇帝,不再提这个问题.偶尔还有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出现（如学者刘秩见武氏之祸,而说郡县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韩愈常有与柳宗元论题相同而论点各异的文章,但没有写过关于封建制问题的文章.爱作“韩柳优劣论”的人便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柳集补注引宋孔平仲说）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多大的争论,有识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当政的宰相）已认识到郡县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转.韩柳所处时代,藩镇割据,节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长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韩愈同柳宗元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当然也是不会赞成恢复封建制的. 《封建论》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即形势.这形势是政治形势.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样的圣人,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他说的是“古圣王”,指尧、舜、禹、汤、文、武,他统称为圣人,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古圣王依靠封建制维护统治的权力,没有诸侯的拥戴,他们坐不稳王位.所以他们赞成封建制,完全出于私心,《封建论》指出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但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趋强大,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古圣王的直接威胁.这时封建制又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虽欲去之而力有不逮.所以文章一再强调,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因此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一大变革,柳宗元将二者的区别,归结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得人”与否是两种制度的分界线.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袭制）,而郡县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他虽然没有明指封建制与郡县制区分的实质,就是地方分权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如顾亭林在《郡县论》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柳宗元没有这样说,但包含这个意思.《封建论》指出,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相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倘若发生叛乱,以秦为例,“有叛人而无叛吏”；以汉为例,“有叛国而无叛郡”；以唐为例,“有叛将而无叛州”.总之,可保中央政权的稳固.封建制办不到这点,《封建论》指出这原因在于诸侯“继世而理”,“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只能“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了. 但是,同古圣王的赞成封建制一样,今圣王（柳宗元没有用这个名称,但有古必有今,有古圣王当然就有今圣王）之建立郡县制,也仍是出于私心.柳说,“秦之所以革之者(指革除封建制),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口头上的公天下,为的是掩饰和实施一己的私情专制统治. 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历史观,是反对复古、泥古与倒退.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的政治观则更为敏锐,把问题看得透彻,透过历史的迷雾,揭去笼罩在古圣王和今圣王头上的至高无上、大公无私的光环,还原他们以私情私利建立专制统治制度的真相.韩愈称柳宗元,“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子百家,踔厉风发”,大概也包括这篇文章在内,但是柳宗元并不否定古圣王和今圣王的合法统治地位,他所批评争论的只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封建制或郡县制）.他坚决拥护唐代实行秦以来的郡县制,亦即中央集权制.《封建论》也指出郡县制有失误,秦就有“人怨”,有“酷刑苦役”,但“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据他看来,“今国家(指唐王朝)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国家掌握军权,掌握地方官员任命权,统治者的权力就巩固了,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柳宗元所看到的郡县制带给唐王朝当今统治者的好处.若是相反,当然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篇文章同时又是给当今统治者的一个忠告.正因为这篇文章虽然有揭露,有批评,有忠告,但对高高在上的国家统治者以及他的统治机构不持反对或否定态度,所以不犯统治者之忌,更没有因此而被构成罪名.后代许多持正统观点的学者,与柳宗元争论的,主要也仅限于封建制的建立是不是出于圣人本意这个问题上,在维持君王专制统治制度这点上没有分歧. 南宋政论家叶适写了一篇《治势》的文章,他所说的势,与《封建论》所说的势正好相反.《封建论》说的势是客观的政治形势,《治势》说的势是主观的统治之势.叶适的文章说：“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可知叶适说的势,指的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势之所在即权力所在,无人可以抗拒.叶适又说：“虽然,鸟飞于重云之上,鱼深游于潜渊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忧；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后先,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诚以势之所在也.”这里说的高飞的鸟、深潜的鱼和“天下之人”,指的就是专制权力统治下的臣民,靠拢或归附统治权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以写《柳文指要》而在晚年显示学术功力的章士钊,极赏识叶适这篇文章,拿来与《封建论》比照,写了一段评论,摘录如下： 夫两家论势同,而不同者,子厚（指柳宗元）所指之势在物,而水心（指叶适）所指在己；子厚主治法,而水心主治人.论中（指叶适《治势》）能以其身为天下之势,则天下之势亦环向而从己一大段,绝中历史肯綮,使读者启发极大.水心论虽健爽,不足以为久安长治之原.必也时至今日,将水心之一身改作一党,而又将党时时清厘洗刷,使之不溃,然后水心所意之效果可期.吾读“鸟高飞”至“势之所在”等语,拍案叫绝,怃然久之.须知维附联络者,非对一身而对一党,则天下大势,一流无间而不可破,吾安得挚子厚水心二公,同登天安门重与细论之. 今天来看这段评论,读者会发生兴趣.论中将叶适所说古帝王的“一身”,改作今天的“一党”；又将古代的“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照搬到今天的社会.还想拉上柳宗元、叶适两位古人,上天安门细细讨论一番.这种“借古讽今”并婉转其词的比拟和想法,既不伦,亦天真.但老先生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老知识分子们急于在新时代求得知遇之用的一点表示.《柳文指要》这部书,曾经由毛泽东“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见《文汇报》1993年9月19日章含之文).这段评论当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审阅认可.而在当时（1971年）,倘换一人,比这温顺得多的讽喻,恐怕也是逃不过严厉批判的. 所有古人都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这是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柳宗元写《封建论》,决不是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那是“贴标签”的说法.事实上,《封建论》所表述的政治和历史见解,超过了它的作者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作者的深邃目光透视了自远古至当代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