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会失败?
我需要十分详细的,并且从各个角度来看(政治,文化,民族)
顺便在加个教育
我需要十分详细的,并且从各个角度来看(政治,文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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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中国在被满清这个异族窃据后,使得其政府本色不可避免地具有少数民族天生的、本色的民族狭隘意识,不可能像汉民族那样充满自信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汉族具有天生的“家国天下”意识.所以满清王朝的本能首先是考虑满洲人的小集团利益,其次才是全国利益,甚至可以不保中华——正所谓“保大清不保中国”,故而满人往往是“防汉”在“制夷”之前.其结果就是造成近代史上,满清一再延误中国起飞的良机.
许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民族危机?为什么我们的“洋务运动”终究不及“明治维新”这问题时,都刻意或有意无意地对其核心问题不谈——因为清代的中国政治是由少数民族主导,也许这涉及了敏感的民族感情问题,所以是我们的学术禁区吧!?因为我们不能谈论少数民族一旦主持中国时局,其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并进而本能地去压制主体民族,这大概是万世不易之理吧?世界各国概莫免俗（与清同时期印度的莫卧尔蒙古王朝也是如此,不是吗?）.
与晚清在艰辛时局中的挣扎沉沦相对,我们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其崛起都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关.可是当时满清殖民下的中国,清政府却很害怕民族主义,当然是害怕汉民族主义.他们变本加厉地镇压汉族,其“防汉制夷”政策使得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没有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感觉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奴隶.在广大汉族百姓眼里,西方殖民者和1644年入关的满清没有本质的区别.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的话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怪事,当我们上岸追赶那些鞑靼人时,我们看到稻田里的农民是在用一种观望的眼神看着眼前的景象,似乎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一样.我至今也无法忘记他们眼神中的冷漠,他们似乎在欣赏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看看吧,这就是过度压迫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下场：当中国的汉族人以“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两个“殖民者”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博弈,再加上满清政府的“防汉”意识大于“制夷”意识,这些造成了全中国无法在外敌侵略时形成一种最有效的抵抗精神——民族主义,因为只有“民族主义”才是先天的最有效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至少,我无法想象当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时满清会号召国民以苏武、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先烈为榜样去抵抗异族侵略吗?——满清的尴尬身份使它惮于这样做……
同样的例子,我们发现当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夷夏思想”和“尊王攘夷”思想以及“忠君”意识影响的日本,每当遭遇外敌入侵时都能同仇敌忾——远的如对蒙元入侵的奋起抵抗,近代在遭遇美国柏利将军洞开门户后发奋图强的“明治维新”改革,都使日本在困境中崛起,俗话说的好嘛：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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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与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日本是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全国上下都是一个民族——和族.所以,日本的改革者敢于改革,因为他们的束缚相对于满清来说要少很多.当权者与基层百姓既然同属于一个民族,其差异必然小很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满清却没有那个魄力,非其不能也,乃其不为也……
记得当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曾经拜访俾斯麦,请教如何使中国强大.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学习德国模式当然好,但是不适合中国,因为德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所以上下同心,利益高度一致,而中国是满清执政,如果效仿德国的模式,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中国的江山将从满洲人手里失去……,相比而言我对日本到是很看好,这个国家与德国一样,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民族狂热,尚武好斗,有远大的民族抱负.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学习欧洲制度化的改革不必有什么顾忌,担心政权会被取代.所以,你们中国最多只是学习欧洲的技术而不敢于学习制度,而日本则以学习欧洲的制度为主,二十年后,中日两国之间肯定会有巨大的不同……”
历史果如俾斯麦先生所料,我们说,旁观者清,作为中立的超脱的旁观者,俾斯麦可以无所顾忌.所以他以自己的睿智眼光洞穿了满清的软肋.
二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将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策击垮,它证明了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资本主义改革是不能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帝国带入辉煌的；而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的戊戌变法则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发生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却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笔者在此所以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加以叙述,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次改革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的改革,只不过前者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其中也有某些制度改革的影子；后者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但是并代表放弃技术的改革；第二,两次改革都是大清帝国晚期的改革,在时间上比较接近.
（一）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同时为了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掀起了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从“夷务”一词演化而来.中国人在传统上将非汉族或非统治民族,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律称之为“夷”,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大华夏民族主义的反映.因此对于与西方列强有关之事也以“夷务”称之,久而久之,引起了列强的不满,于是改“夷”为“洋”.主持洋务运动的是“洋务派”,这类人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第二,他们的办法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其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把封建制度看作不可改变的根本,将采用洋人的技术,开办工厂、铁路、矿山、学堂、编练新式军队,以增强封建统治力量.洋务派人员复杂,内部矛盾众多,中央的奕和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同时他们与顽固派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去了大片的领土和丧失了大量的赔款；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了,虽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被打断了,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不再有此类经济,加上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部分太平军的建设,中国的工商业经济还是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从思想上来看,洋务派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有思想基础的,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魏源写《海国图志》,再有洪仁干提出的《资政新编》,都有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色彩.其直接动因,则是镇压太平军和徐图自强.
洋务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强”和“求富”.在实施过程中,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总局、天津机器制造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建立强大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设立了同文馆,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中国的战败,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大致的过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应该都不是很陌生.笔者在此就不详加叙述了.笔者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及其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洋务运动的失败可以说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笔者想从甲午战争入手进行分析.
甲午战争中国之败首先不是败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此可以做一个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以“自强”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主要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目标,围绕“船炮路矿”进行的；当时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煤矿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企业.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到甲午年仅20余年（此前同样是闭关锁国）,在新式交通、轻纺工业方面要强于中国,但在军事工业、钢铁工业和造船方面则不如中国.日本的轻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两相比较,再考虑国土、人口和资源等因素,当时中国的实力总体强于日本是可信的.
至于军事实力,先看海军：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8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各重7735吨的定远、镇远两主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1888年后,中国因修颐和园停止购船.而同期日本在短短5年间,却购入大量快船快炮,实力迅速赶超清海军.但清海军仍有敌人不及之处,定、镇两舰船体大（日本最大的船仅4千多吨）,装甲厚,同时还装备8门敌舰望之生畏的30公分口径巨炮.
再看陆军,据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资料,清陆军总数60万,此外有多达100万的民兵.而日本常备军7．5万,在战时可动员至25万.甲午战争中,日方投入作战17万多人,中方投入约25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当时清军使用的是欧洲毛瑟枪,有的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赵怀业部“皆系一色快枪”,火炮多用克鲁伯后膛炮.而日军主要使用国产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武器性能和数量均不如清军.
然而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是令中国人寒心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战果乏善可陈.最终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大致有四点：
一、 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而另一方面,战胜中国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同时日本也做了大量的军事上的准备,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显然没有将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没有放在眼里.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当甲午战争在朝鲜战场展开之时,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出于外交上的需要,避免开第一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不做好迎战的准备.而中国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最终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失败.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然而中国显然是被出卖了,列强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原因与日本发生矛盾.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能依靠自强自立.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中国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这场战争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的,上述四个因素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却战败了,这些因素没有避免.而这些因素也折射出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因素.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这场战争中信奉的是“武器决定论”,认为武器是第一要素,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和平解决,寄希望与西方列强的调停,对战争的发生缺乏远见,没有正确的作战策略.事实上,这些正是洋务派妄图通过器物层的改革达到图强目的破产的表现.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单纯的器物层改革是很难有实效性的.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一方真的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吗?并非如此.只是由于制度上的腐化,使得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没有机会参与决策,而制度上的因素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
比较普遍的说法,洋务运动的失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客观原因：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主观原因：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客观原因不予讨论,笔者想谈一谈主观原因.假设洋务派采取的是“西体西用”的改革方式,有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实现吗?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洋务派在一开始就采取“西体西用”的制度,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洋务运动这回事情.如果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层上的改革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的.日本明治维新所以会成功,并不是明治天皇的情操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并不具有真正的最高统治权,他需要资产阶级力量的帮助,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可以成功,但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依旧是具有很强的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天皇的权威仍旧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在中国封建势力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资产阶级力量.那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妄图通过“中体西用”改变中国,而是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在封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具有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换句话说,不是洋务派没有采取“中体西用”,而是洋务派不可能采取“中体西用”.正因如此,戊戌变法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已经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二）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中国发生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这场变法是伟大的中国人对处于忧患中的祖国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它失败了,而且注定是会失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积极意义.至今,谭嗣同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仍然让无数参与改革的仁人志士为之心驰神往.
关于戊戌变法,笔者不想多言,也不必多言,其大致经过结果相信大多数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大概.因此笔者只是在此提及此事,并对它失败的原因稍作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与洋务运动是相似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新派没有发动群众,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试想一下一场没有阶级基础的改革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就国际形势来看,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世界的掠夺瓜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也在新一轮的瓜分中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而甲午战争失利,使得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都被沉重打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反对改革的力量显得更加凶猛.基于这些原因,戊戌变法必定走向失败.
笔者认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国第二次崛起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没有抓住.试想一下,假如甲午海战中战败的是日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了,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绝好的机会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许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民族危机?为什么我们的“洋务运动”终究不及“明治维新”这问题时,都刻意或有意无意地对其核心问题不谈——因为清代的中国政治是由少数民族主导,也许这涉及了敏感的民族感情问题,所以是我们的学术禁区吧!?因为我们不能谈论少数民族一旦主持中国时局,其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并进而本能地去压制主体民族,这大概是万世不易之理吧?世界各国概莫免俗（与清同时期印度的莫卧尔蒙古王朝也是如此,不是吗?）.
与晚清在艰辛时局中的挣扎沉沦相对,我们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其崛起都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关.可是当时满清殖民下的中国,清政府却很害怕民族主义,当然是害怕汉民族主义.他们变本加厉地镇压汉族,其“防汉制夷”政策使得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没有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感觉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奴隶.在广大汉族百姓眼里,西方殖民者和1644年入关的满清没有本质的区别.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的话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怪事,当我们上岸追赶那些鞑靼人时,我们看到稻田里的农民是在用一种观望的眼神看着眼前的景象,似乎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一样.我至今也无法忘记他们眼神中的冷漠,他们似乎在欣赏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看看吧,这就是过度压迫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下场：当中国的汉族人以“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两个“殖民者”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博弈,再加上满清政府的“防汉”意识大于“制夷”意识,这些造成了全中国无法在外敌侵略时形成一种最有效的抵抗精神——民族主义,因为只有“民族主义”才是先天的最有效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至少,我无法想象当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时满清会号召国民以苏武、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先烈为榜样去抵抗异族侵略吗?——满清的尴尬身份使它惮于这样做……
同样的例子,我们发现当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夷夏思想”和“尊王攘夷”思想以及“忠君”意识影响的日本,每当遭遇外敌入侵时都能同仇敌忾——远的如对蒙元入侵的奋起抵抗,近代在遭遇美国柏利将军洞开门户后发奋图强的“明治维新”改革,都使日本在困境中崛起,俗话说的好嘛：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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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与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日本是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全国上下都是一个民族——和族.所以,日本的改革者敢于改革,因为他们的束缚相对于满清来说要少很多.当权者与基层百姓既然同属于一个民族,其差异必然小很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满清却没有那个魄力,非其不能也,乃其不为也……
记得当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曾经拜访俾斯麦,请教如何使中国强大.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学习德国模式当然好,但是不适合中国,因为德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所以上下同心,利益高度一致,而中国是满清执政,如果效仿德国的模式,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中国的江山将从满洲人手里失去……,相比而言我对日本到是很看好,这个国家与德国一样,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民族狂热,尚武好斗,有远大的民族抱负.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学习欧洲制度化的改革不必有什么顾忌,担心政权会被取代.所以,你们中国最多只是学习欧洲的技术而不敢于学习制度,而日本则以学习欧洲的制度为主,二十年后,中日两国之间肯定会有巨大的不同……”
历史果如俾斯麦先生所料,我们说,旁观者清,作为中立的超脱的旁观者,俾斯麦可以无所顾忌.所以他以自己的睿智眼光洞穿了满清的软肋.
二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将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策击垮,它证明了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资本主义改革是不能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帝国带入辉煌的；而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的戊戌变法则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发生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却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笔者在此所以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加以叙述,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次改革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的改革,只不过前者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其中也有某些制度改革的影子；后者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但是并代表放弃技术的改革；第二,两次改革都是大清帝国晚期的改革,在时间上比较接近.
（一）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同时为了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掀起了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从“夷务”一词演化而来.中国人在传统上将非汉族或非统治民族,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律称之为“夷”,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大华夏民族主义的反映.因此对于与西方列强有关之事也以“夷务”称之,久而久之,引起了列强的不满,于是改“夷”为“洋”.主持洋务运动的是“洋务派”,这类人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第二,他们的办法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其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把封建制度看作不可改变的根本,将采用洋人的技术,开办工厂、铁路、矿山、学堂、编练新式军队,以增强封建统治力量.洋务派人员复杂,内部矛盾众多,中央的奕和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同时他们与顽固派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去了大片的领土和丧失了大量的赔款；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了,虽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被打断了,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不再有此类经济,加上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部分太平军的建设,中国的工商业经济还是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从思想上来看,洋务派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有思想基础的,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魏源写《海国图志》,再有洪仁干提出的《资政新编》,都有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色彩.其直接动因,则是镇压太平军和徐图自强.
洋务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强”和“求富”.在实施过程中,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总局、天津机器制造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建立强大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设立了同文馆,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中国的战败,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大致的过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应该都不是很陌生.笔者在此就不详加叙述了.笔者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及其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洋务运动的失败可以说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笔者想从甲午战争入手进行分析.
甲午战争中国之败首先不是败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此可以做一个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以“自强”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主要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目标,围绕“船炮路矿”进行的；当时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煤矿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企业.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到甲午年仅20余年（此前同样是闭关锁国）,在新式交通、轻纺工业方面要强于中国,但在军事工业、钢铁工业和造船方面则不如中国.日本的轻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两相比较,再考虑国土、人口和资源等因素,当时中国的实力总体强于日本是可信的.
至于军事实力,先看海军：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8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各重7735吨的定远、镇远两主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1888年后,中国因修颐和园停止购船.而同期日本在短短5年间,却购入大量快船快炮,实力迅速赶超清海军.但清海军仍有敌人不及之处,定、镇两舰船体大（日本最大的船仅4千多吨）,装甲厚,同时还装备8门敌舰望之生畏的30公分口径巨炮.
再看陆军,据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资料,清陆军总数60万,此外有多达100万的民兵.而日本常备军7．5万,在战时可动员至25万.甲午战争中,日方投入作战17万多人,中方投入约25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当时清军使用的是欧洲毛瑟枪,有的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赵怀业部“皆系一色快枪”,火炮多用克鲁伯后膛炮.而日军主要使用国产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武器性能和数量均不如清军.
然而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是令中国人寒心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战果乏善可陈.最终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大致有四点：
一、 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而另一方面,战胜中国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同时日本也做了大量的军事上的准备,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显然没有将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没有放在眼里.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当甲午战争在朝鲜战场展开之时,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出于外交上的需要,避免开第一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不做好迎战的准备.而中国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最终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失败.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然而中国显然是被出卖了,列强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原因与日本发生矛盾.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能依靠自强自立.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中国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这场战争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的,上述四个因素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却战败了,这些因素没有避免.而这些因素也折射出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因素.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这场战争中信奉的是“武器决定论”,认为武器是第一要素,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和平解决,寄希望与西方列强的调停,对战争的发生缺乏远见,没有正确的作战策略.事实上,这些正是洋务派妄图通过器物层的改革达到图强目的破产的表现.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单纯的器物层改革是很难有实效性的.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一方真的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吗?并非如此.只是由于制度上的腐化,使得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没有机会参与决策,而制度上的因素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
比较普遍的说法,洋务运动的失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客观原因：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主观原因：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客观原因不予讨论,笔者想谈一谈主观原因.假设洋务派采取的是“西体西用”的改革方式,有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实现吗?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洋务派在一开始就采取“西体西用”的制度,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洋务运动这回事情.如果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层上的改革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的.日本明治维新所以会成功,并不是明治天皇的情操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并不具有真正的最高统治权,他需要资产阶级力量的帮助,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可以成功,但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依旧是具有很强的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天皇的权威仍旧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在中国封建势力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资产阶级力量.那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妄图通过“中体西用”改变中国,而是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在封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具有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换句话说,不是洋务派没有采取“中体西用”,而是洋务派不可能采取“中体西用”.正因如此,戊戌变法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已经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二）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中国发生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这场变法是伟大的中国人对处于忧患中的祖国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它失败了,而且注定是会失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积极意义.至今,谭嗣同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仍然让无数参与改革的仁人志士为之心驰神往.
关于戊戌变法,笔者不想多言,也不必多言,其大致经过结果相信大多数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大概.因此笔者只是在此提及此事,并对它失败的原因稍作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与洋务运动是相似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新派没有发动群众,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试想一下一场没有阶级基础的改革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就国际形势来看,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世界的掠夺瓜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也在新一轮的瓜分中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而甲午战争失利,使得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都被沉重打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反对改革的力量显得更加凶猛.基于这些原因,戊戌变法必定走向失败.
笔者认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国第二次崛起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没有抓住.试想一下,假如甲午海战中战败的是日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了,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绝好的机会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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