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