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随着“定远”号305毫米重炮的一声怒吼,一场惨烈海战来开帷幕.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北洋水师5艘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将士殉国.这场海战,不仅预示着北洋水师走下了亚洲第一的神坛,更预示着中日两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走势.
1895年,当战争结束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中国也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场耻辱的失败,却让日本受益匪浅.
日本,仅从战争中就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