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是个乏力的词,这是指它的发音,当你下意识要说出这个词,口腔里如同含了一口温吞的水,很不自在.如要故意放大嗓门,以便让它掷地有声,无疑会让你失落,你将在镜子里发现当这个词被舌头别扭地弹出时,自己仿佛在跟镜子里的幻影拌嘴,模样十分难堪.然而它又有生硬的质地,通常跟白大褂的单调、注射器的疼痛、药片的生涩绞合成一股,泛着冰层的光泽.无力和生硬同时赋予它矛盾的特性.这让我险些错过这本《卫生的现代性》,“现代性”让“卫生”更不近人情.假如没有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章节（这让我觉得亲切）,我一准会在快速浏览后将其留在原地,即便2006年获得列文森奖.读书就是这么感性. 本以为“卫生”同它所代表的大多数事物和方式一样,是舶来品.出人意表的是,它是本土特产,一直安静地、不起眼地躺在《庄子》里一个叫做《庚桑楚》的地方,在其它一些古代文献中也屡见其踪迹,直到被“现代性”换壳.夹杂在雅致的文言和古意的插图间,“卫生”的面目逐渐平和圆润起来.当时它指的是护卫生命,跟节气、导引、草药、饮食、房中术这些有声有色的词语相关,又因宇宙论,显得玄妙且可行.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治疗特征,罗芙芸总结为“害怕缺失”,汤头中滋补的药方俯拾皆是,人参在殷实人家被放在厨间,而“下”的药物用起来相当谨慎,如大黄、巴豆.罗的解释另辟蹊径,“帝国晚期中国的卫生是一个富足的、宇宙论上自信的社会的产物,而这个社会的忧虑却在于拥有的过头.”由于丰足物质的诱惑,担忧精气因疏忽而流散就成了“卫生”的中心. 千年前如此温热且有市井味的“卫生”,是如何渐变容颜,至今天判若两人的地步?发生过什么?什么原因促成?外因与内因如何同谋?罗芙芸提出并试图求解这一连串让人目不暇接的问题.正如罗将“超殖民地”的口岸天津作为研究“卫生” 衍化的切入口,“卫生”同样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性” 的切入口,以及由此探求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价值在现代独立存在的可能性.罗芙芸对“现代性”的质疑,让人想起抨击“全球化”的布迪厄,不同的是,罗的质疑因历史细部的支持更具穿透力,浑厚,潜移默化.阅读这本书时,我对“卫生”如何成为殖民者的武器、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的根源、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立可能性更有兴趣,后两者可以视作一个问题的两种问法. 就天津这个建立在商业和官僚制度、曾拥有八个租界的城市而言,西方医学是依附于暴力传入的,或者说,西方医学至少曾经是暴力的另一面目,到20世纪初,在西方人和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中国精英看来,“卫生”不再是护生之道,而是治理环境污染、消灭细菌等公共卫生,传统卫生理念被视而不见,“卫生”在中国成为一种积弱话语,中国精英的自卑和西方国家的侵犯都源于此.现代化“卫生”标准产生在西方的实验室和公共卫生设施中.1858年,在英法枪炮下负伤被俘的清兵,又在西方治疗方法中痊愈,这是西方医学传入天津的第一步,不能说它具有决定论意义,至少能够彰示暴力与西医的血缘.在八国联军辖制下,一个天津市民违反卫生条例,他将会被关押、削辫、去做苦力.有个少年在联军的枪口下将自己的排泄物用手移往他们指定的“卫生”地点.讽刺的是,天津卫生现代性的顶点,恰是在日本在中国燃起战火的八年中抵达.日军的细菌战部队拥有一个符合“卫生”准则的官方名称——传染病预防和供水部.如一位法国殖民地官员所说,“殖民的唯一借口是医学.”“卫生”已经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和进行殖民的理由,将国家和身体相联系.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若非明治期间主动“卫生现代化”,自我殖民,等待它的将是被西方国家暴力殖民. 在“卫生”的语义置换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促进作用,对西方的卫生理念,几乎全盘接受,毫不质疑,跟他们对待所有西方文明的态度相若.彼时的西方医学远未成熟,病理学的某些方面,中西医具有相当的通约性,疗效上难分伯仲,治疗方法上,西医还略显机械.与中国形成比照的是“殖民地”印度,甘地领导的精英分子对“西方文明“投去质疑的眼光.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态度?罗芙芸提供了一些启示：大量围绕生物医学、科学、和身体产生、并强调中国缺陷和西方优越的修辞的泛滥；中国“半殖民地”环境不足以产生灵敏的警觉以怀疑西方文化（“半殖民地”所受的心理影响甚至超过“殖民地”）；“义和团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滥用及其失败的结局,不仅给西方造成了迷信落后的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基于西方对中国积弱的描绘,中国精英要用“西方文明”武装自己,和同胞划清界限,并作为“清醒者”来唤醒其他人；日本的榜样性,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的作用远甚于西方国家.罗芙芸在提供这些解释时显示出了一个史学家应有清醒、眼界、和洞察力,对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思考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西方文化所应秉持的态度无疑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卫生的现代性》一书,44页的参考书目外,正文324页,在同等思想级别的书籍中,体积比较轻巧,作者在此想要厘清“卫生”、殖民地、现代性、中西文化比较等宏大复杂的课题,拳脚有些施展不开,这或许正是地方史研究的局限性,精致独到,却缺乏足够的空间贮存作者的理念,有些问题应该有进一步发挥的必要.密度过大不算一桩坏事,尤其和那些空洞的东西相比较.罗芙芸写作此书时突出了方法论对史学研究的价值,龚鹏程评论陈寅恪学术时说道,“某些先生们写论文,只证明了一件事、说明了一个理,虽也讲得井井有条,一丝不错,却对研究者无大用处；除了让人知道那件可能并无知道之价值的事之外,方法与观点都推拓不出去.相较之下,陈先生固然是错了,价值其实反而比那不错的更要高些.”引用在此,并非暗示罗芙芸的结论可能错误,只是强调,她的治史方法与所表达的思想一样值得去花时间琢磨.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7年12月21日书评周刊.社科.C18版 有删改 请勿私自转载
